在北京老城中轴线的核心地带，正阳门箭楼南侧的正阳桥遗址，藏着明清都城的礼仪密码与水利智慧。1992年的意外发现与2021年起的系统性考古，让沉睡百年的镇水兽重见天日，而我有幸参与了这场跨越近三十年的遗产探寻，用调研与史料考证，触摸这座古桥与神兽的历史温度。

两次发掘中的保护历程

1992年3月2日，市政三公司在正阳门箭楼南过街地下通道施工时，于一排深埋地下的条石上，发现了一尊俯卧的巨型石雕怪兽。这只异兽似龙非龙，雕刻纹饰精美，体量远超常见的古代桥梁附属构件，经侯仁之、郑孝燮等专家鉴定，确定其为原正阳桥南面东侧燕翅上的镇水神兽。这是当时北京城区仅存的同类遗存，市文物局当即采取紧急保护措施，在发现原地对刻石进行了专业化学喷涂处理，防止石质因环境变化受损，并搭建水泥方舱原址保护。

时隔28年，我再次投身正阳桥遗址的考古工作。2021年首期发掘启动时，我跟随北京考古院同仁用全站仪进行精准定位，反复勘测后确认这具镇水兽是未经扰动的原位遗存——相较于1992年的记录，我们实测的深度更精准，这一差异正是城市地表堆积与道路改造的痕迹，也让我对老城变迁有了更直观的认知。2022至2023年的二期发掘中，我们发现清理了镇水兽周边遗存，当雁翅泊岸、桥墩、券脸石相继面世，尤其是桥孔顶部的吸水兽被发现时，我清晰地意识到，这些构件共同构成了正阳桥水利系统的完整图景，而我的测绘数据为遗址的空间定位提供了关键支撑。

形制工艺的近距离解读与考证

在对镇水兽的详细调研中，我数次俯身观察测量，感受古人的匠心。这具以坚硬泥岩雕琢而成的神兽，历经数百年侵蚀仍主体完好，我们通过材质检测报告了解到，泥岩的高硬度与抗腐蚀性是其得以保存的重要原因。它面朝昔日护城河，肢体抓附基座的姿态沉稳有力，造型融合了狮、龙等多种神兽特征。
我们在近距离测绘中发现，其头部似狮，犄角虽有残损，但眉骨的纹饰、鼻翼的轮廓仍清晰可辨；双眼雕刻的同心圆让眼神灵动，嘴角火焰状的须毛极具动感。颈部的鬃鬣是雕刻的点睛之笔，根根分明且弯曲有度，身体的勾连云纹与鳞片纹排列规整，四肢的云纹与鳞片纹搭配巧妙，即便部分肢体残损，仍能想见当初的完整风貌。为了厘清其工艺源流，我查阅了明代石雕技艺的相关文献，发现其雕刻风格与正统年间都城营建的工艺特征高度契合。

正阳桥的历史脉络与规制探寻

作为中轴线上规模最大的古桥，正阳桥的历史变迁始终牵动着我的研究。我梳理《明英宗实录》等史料，确认其正式始建于明正统四年，由之前的木板桥改建为石桥，以承载都城正门的礼仪与交通功能。在比对明《皇都积胜图》、清《南巡图》及老照片后，我们还原出它三券石桥的结构与三路桥面的规制——中间御路专为皇帝所用，尽显皇权至上的等级秩序。

结合1919年的市政勘测档案与我们的实地调研，正阳桥的近代改造脉络逐渐清晰：1919年为适应机动车通行而改建混凝土拱桥，20世纪50年代改为沥青路面，70年代随着护城河填埋而淡出地面视野。我站在如今的遗址方舱内，看着地下留存的桥墩与兽石，深刻体会到这座古桥如何在城市发展中历经变迁，却始终坚守着中轴线的核心位置。

名称争议与文化价值的深度解码

关于镇水兽的年代与名称，我也参与了学术探讨。主流观点认为它与正阳桥同建于正统四年，我将其造型与元明清同类遗存比对，发现其雄浑厚重的风格既无元代的繁复，也区别于清代的精巧，确属明代早期特征；虽有学者推测其始建于永乐年间，但缺乏直接史料支撑。

名称界定上，1993年最初定名为“螭”，在查阅明人叶盛《水东日记》时，我们发现“好饮者曰𧈢𧏡，石桥两旁俯水兽也”的记载，结合其镇水功能与形态特征，最终印证了它 “𧈢𧏡” 的身份。这具神兽的价值远不止于艺术层面：它与城北万宁桥元代镇水兽遥相呼应，构成中轴线水利文化脉络；其材质选择与工艺运用，体现了明代建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而镇水民俗的内涵，更是先民应对水患、祈求平安的文化表达。

2025 年 1 月，正阳桥遗址考古方舱对外开放，我站在自己参与调研与解读的展品前，看着观众通过沉浸式展览感受中轴线的历史厚度，心中满是欣慰。这具历经数百年风雨的镇水兽，不仅是我的研究的对象，更是连接古代礼仪秩序与现代文化传承的纽带。它为北京中轴线申遗提供了厚重实证，也让更多人读懂了老城背后的历史密码与文化基因。

（刘文丰，民盟崇文科技二支部主委、民盟北京市委青年委员会委员，东城区政协第十五届委员会文史专员，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