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亭先生是老盟员赵桂强的外祖父

诺敏供稿 2025年8月7日

 

抗战时期有一件轰动北平城的新闻报导。1942年7月下旬日伪报纸《实报》报道张玉亭先生珍藏的他本人亲自拍摄的“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记录影片母片被北京日本侵华当局强掠，该报报导的新闻标题为：“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影片在京发现影片母版”全文如下：

国父孙中山先生，客死于北京，至今已经十七寒暑，在此国民政府基础日益巩固之际，突于北京发现民国十九年五月孙先生遗体由北京迁回南京奉安大典实况之影片母版。

国父孙先生对其近侧之汪精卫氏遗留“革命尚未成功”遗嘱以后，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就协和医院仙逝，是时于其近傍之汪精卫诸同志，即将其遗体暂移北京郊外西山碧云寺内暂放，于民国十九年双移至于五塔寺塔座内，直至南京中山陵建造完毕以后，始于十九年五月南京北京两市政府官吏要人等严肃举行隆重之奉安大典，当时环球电影公司新闻摄影师张玉亭先生，他取得当时政府之特别许可，将从北京至南京之全部葬礼，详细摄制成集，分为五卷，约五千英尺厚。此贵重之影片，已于今日发现。此底片包含有北京之灵柩迁葬仪式及南京奉安祭祀等实况，原存于张氏之手，后经华北电影摄影师清木勇及福田礼两氏介绍与光陆，国泰电影院经理渡边勇记氏。彼以如此贵重的记录片，如果永久私藏甚为可惜，特情张氏移迁，最近已得当局之许可，欲向全中国介绍。于是此追慕孙先生之新资料正在准备，更准备以为数约三万元，由福田，青木两氏重新编辑，以使其准成为跃进新生中国之活泼声息，将“新响”之非常伴奏录音于此片中，中日两种文字之说明，短期即可印出，公演日期不久当即决定云。

 

这则新闻报道中的电影技师张玉亭先生便是我要介绍的中国早期著名新闻电影摄影师张玉亭先生（1900-1953）。他出生于天津，在二十年代从事拍摄新闻电影开始，直到七七事变前，是中国北方唯一从事摄影、洗印、制片的独立电影制片人。1930年，张玉亭先生为了发展独立制片业务，在北平东四南大街路东（今门牌44号）距东四十字路口仅百米处的一座灰砖二层小楼开设了“玉亭电影商行”（前店台厂的连家铺），专营摄影、洗印、制片、放映、器材销售等业务。多年来，“玉亭电影商行”所拍摄新闻电影与故事片长达数十万英尺（1932年美国《菲莱模》月刊曾有记载）。大型新闻纪录片《孙中山奉安大典》《陕西旱灾》（又名《人道》）《北京猿人龙骨山》《张学良将军莅京》《班禅法师和平祈祷时轮金刚法会》《梅兰芳会见飞来伯》《天津皇会》《平津采风录》《马球比赛》《北海化妆冰上比赛》《华联五厂演员首次试拍》等；亲临战地拍摄的实况纪录片有《直奉战争》《喜峰口战役》《傅作义守涿州》《吴佩孚保定阅兵》等；故事片《燕山侠影》《西太后》《故都春梦》等珍贵历史文献片。

张玉亭先生当时是北平公认的摄影大师。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4月将灵柩存放于香山碧云寺。1929年5月，孙中山先生灵柩移到南京时，得到政府的特许可，5月23日开始拍摄孙中山出殡的大型纪录片《奉安大典》，记录了孙中山先生的灵柩移往南京中山陵的过程，拍摄从北京香山碧云寺迁葬仪式开始，直至孙先生灵柩到达南京中山陵园止。其中，包括各界人士、各国代表使团公祭及沿途数十万民众悼念活动；由宋庆龄亲自扶灵，在政府要员、孙先生的亲属和生前友好人士及工作人员的护送下，到送前门火车站（北京老火车站）的起灵经过；镶有孙中山先生肖像及扎结素花的专列灵车途径天津、济南、蚌埠、浦口等各省首府时，当地各界人士和民众代表迎送并举行隆重公祭仪式的情况等。当拍摄至南京中山陵园前时，因受阻，无法跟随近距离拍摄，只好用望远镜头拍摄，遥望孙先生灵柩逐级前进，作为全片结尾。在《北京电影业史迹》等文献记载当时出殡场面蔚为壮观“孙中山灵柩自香山碧云寺发出起，继而萧然行进诸列之北平市市民，灵柩在特别快车，更有特别快车通过沿线时，对于跪拜民众之姿亦行收录，”南京“中山大道五十余万人敬仪观礼，紫金山前庄严肃穆之空前大典，参加行列者一万四千七百余人，国民党要员各国专使外宾步行执绋，以及总理家族，胡汉民住祭敬仪平安”等总要场面，都一一呈现给观众。全片拍摄长达5千多英尺，共分五卷。影片在北京放映时，九城轰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张玉亭先生决心既不外出拍摄新闻电影片，也不为日寇所用。当时，有一个外籍片商从天津来到北平，预购《孙中山奉安大典》影片，张先生不愿出售。后来，设在东四南大街灯草胡同内的华北电影制作所来人，提出以优厚待遇聘请张先生为“制作顾问”；该所所长（日本人）亦多次到家找张先生“请教”，并要求观看《孙中山奉安大典》等影片，都被张先生以“没有什么可看”而回绝。遗憾的是这部影片，在1942年被日本宪兵山杉部队强行掠夺。在张玉亭之子张永昌、之女张永凤的回忆录中记载当时景象为“1942年7月一天上午，数十名日本宪兵和伪警，由一名日本小队长和翻译带领，突然闯进家，不容分说，即将家父押上警车，押送至米市大街（今东四南大街）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驻地。在审讯时，一名日本军官诬陷家父是国民政府潜伏人员，并进行严刑拷打。他的头部被打破，伤口长达十厘米，当即昏过去。日本宪兵则在家翻箱倒柜，将商行保存的所有影片、故事片等底片和正片堆在院里，一边检查一边投进院内锅炉中焚烧，最后锅炉炉体被烧的通红，院内花木都被烤死，日本宪兵还将商行内的摄影机等砸毁。最为珍贵的影片《孙中山奉安大典》等影片底片被抢走”。之后，伪警又在张先生家监视一月之久。在这次野蛮的掠夺中，连烧带强共损失电影底片和正片长达50多万英尺。因未查出张先生是潜伏人员的证据下日本宪兵仍责令不准再拍摄电影、不准离开北平成，并找两家铺保才释放出来。至此，张玉亭先生十几年所拍摄的珍贵影片被洗劫一空。

张玉亭先生不仅是我国北方地区早期杰出的摄影师，制片人，也是一位慈善家。他把自己辛劳所得用来舍粥、放粮、办茶棚，做善事。著名的北京妙峰山北香道贵子巷茶棚，就是他重修的。至今，妙峰山地区的老乡们对他当年的义举，仍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张玉亭先生一生中拍摄了很多重大的新闻记录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张永昌回忆父亲；作风严谨、朴实、正派，民族自尊感强。在旧中国那样污浊的社会里，他不但烟酒不沾，不和恶势力同流合污，而且不被名利所诱，一心致力于电影制片，对技术精益求精。他特别注意拍摄重大新闻影片，并经常向其他报刊的摄影记者赠送新闻片的底板。先生的人品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让缅怀张玉亭先生宁可倾家荡产也不予日本人合作的爱国情怀。

以下文献中有记载：《北京志·文化艺术卷·电影志》《北京市东城志》、《北京电影业史记》（上册）《北京抗战遗存》《日伪统治下的北平》    ；《实报》—1942年7月等记载。